前美联储理事、市场广泛预期的鲍威尔潜在继任者、特朗普盟友凯文·沃什（Kevin Warsh），近日在IMF和世界银行活动上发表了吸睛十足的讲话之后，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继续“追击”美联储。

他表示，十多年前，我曾在美联储理事会亲历风雨，如今回望，那些关键抉择的余波仍在回响。他说，美联储的角色扩张、权力漂移，已深刻影响了美国经济与财政政策，现在是时候正视错误，重申央行应有的使命与界限了。

以下是他发表的专栏文章全文：

十多年前，我曾是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那段时期并不轻松，我们做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也犯过错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最难、而现在依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联储的角色与责任。

在一个尤其紧张的周末后（国际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最终出台了非常规的政策支持。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评论说，美联储已经“走到了其法定和隐含权力的边缘，超越了某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央行原则和实践”。我们把这看作是一个警示信号——来自一位强有力的制度盟友，对其继任者发出的严厉而近身的警告。

然而，沃尔克的警告大体上被忽视了。美联储在政府内部对所有经济政策事务的角色变得更加扩张。

在我看来，美联储这种无所不包、逢时而动的扩张行为，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系统性错误。美联储更像是一个政府的通用机构，而非一个专注的央行。这种制度漂移伴随着美联储未能履行其法定职能中一项基本任务——维护价格稳定。同时，这也助长了联邦支出的激增。而且，美联储角色的膨胀及其表现不佳，削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重要而有价值的主张。

美国财政政策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轨道上。尤其在疫情之后，不负责任的支出大幅增长。我很难将国家的财政挥霍完全归咎于美联储之外。美联储领导人在经济困难时期鼓励政府支出，在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时期却没有呼吁财政纪律。我更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谈论财政。但如果美联储选择越界，那么就应该在危机与繁荣时期保持言行一致。

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一直是美国国债及其他联邦债务的最重要买家。美联储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比我加入时扩大了近十倍。这也是美联储在经济中日益加重印记的一个缩影。

对于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QE）的创建，我也负有一定责任。2008年危机期间，我们将利率降至接近零，并寻求新的方式放松货币政策，为流动性枯竭的市场注入流动性。无论是当时以及现在，我都坚定支持这种危机时期的创新。

但危机结束后，美联储却未能收回这些措施。2010年夏秋之际，经济强劲增长、金融稳定之时，我极为担心继续购买国债的决定会让美联储卷入混乱的财政政策事务。随后，QE2（第二轮量化宽松）宣布实施。我表示反对，并在不久后辞去了美联储职务。